在2004年房地产涨声一片所带来的喜悦里，已经很少有人会去提邓智仁了。也许只有潘石屹偶尔会想起他来——毕竟高手当着也寂寞。

失败者总是容易被遗忘的，但是失败了三次的邓智仁，已经成为中国地产的一个符号而存在了。当2003年6月，北京信达行宣告解散，邓智仁第三次“完了”。有人说，一个人就算浑身是铁也钉不了多少钉子，但是邓智仁似乎是一块可以钉很多钉子的铁。

如今很少有人知道邓智仁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电话、手机、传真、邮箱，过去一切的通信工具都不再响应了，中国地产的一代枭雄就此“蒸发”。

一

成都有个芙蓉古镇，人造的小桥流水人家，建筑密度低得像公园。邓智仁正在装修他刚买的小楼。以前有媒体的记者写，邓智仁很傲慢，到了吃饭的时候都不会请你吃饭，还直接对你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陪你吃饭。”不过我却似乎得到了意外的优待，邓智仁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小屋里，摆上了一桌家常川菜，回锅肉、青椒肉丝、一碟酸菜，倒也吃得尽兴。也许在远离北京之后，这个一直高昂着头颅的“战神”终于有机会放缓自己步伐，擦把汗，给自己一个从容的笑。

20世纪90年代初，邓智仁几乎是以闪电之势，挟其成熟的香港式房地产策划和营销手段，在京城房地产市场赢得无限风光。同行们还未回过神来，他已经在一边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了。我们的话题，就从那个让邓智仁难忘的岁月开始。

从1984年到1993年，邓智仁对房地产市场的触觉一直非常敏锐，从未失手，让利达行这个12000元港币起步的小公司变成了年利润2000多万的香港地产服务业霸主。1992年，北京市政府赴港招商。一个叫刘常明的开发商告诉邓智仁说，他在北京有个飞达玫瑰园，劝邓智仁投资，必有赚头。

北京，这是邓智仁的一个梦。当时的香港房地产新楼盘已经少得可怜，作为一个地产代理行的经营者，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自然对他颇具吸引力。而且这之前，他已经成功地操作了中国第一个外销项目──深圳金田别墅。

于是，香港利达行以其40%的股权作抵押，通过4家公司集资1亿港币，首期动用6000万港币，以投资的形式预购了北京玫瑰园20多万平方米的别墅(80套)，并藉此成为该项目的销售总代理。让香港人去北京买房子，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项目，为此利达行动用了3000万元港币在香港做推广。在邓智仁的努力下，1992年底至1993年上半年，玫瑰园竟然卖得很火。

但是，在对北京的经商环境分析上，邓智仁和一帮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股东、律师们却做出了幼稚的假想。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北京是首都，玫瑰园又是第一个来港招商项目，市场操作自然规范合理，而地方政府肯定会全力支持配合，协助他们这些第一批投资北京的外商排忧解难。

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邓智仁的意料，他几乎是被一步步拖入了失败的深渊。

1993年6月，国家决定实行宏观调控，别墅项目最先亮起红灯，银行拒绝放贷。这时候邓智仁才发现，刘常明并没有将利达行的钱用于玫瑰园开发，而是挪作他用。该项目突然陷于停顿。更严重的是，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检查时判定：玫瑰园别墅手续不全，是一个不合法的项目。

“不合法的项目是怎么破土动工而且拿到香港招商的？”邓智仁到现在都不可理解。但是钱已经没有了，留给他的选择，要么是自认倒霉，要么是接下这片荒地上的烂尾楼。接近一个亿的投资，作为一个资本并不雄厚的代理公司，放弃是不可能的。为了救活玫瑰园，邓智仁被迫赤膊上阵，从代理的后台走向开发的前台。1993年，利达行在北京注册，正式接手玫瑰园。完全不熟悉内地情况的邓智仁为了办理手续，让玫瑰园“复活”，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奔波于政府机关，前后竟耗去了13个月的时间。

直到现在，邓智仁还恨恨地说，这就是一个“局”。

邓智仁认为，刘常明当年可能是勾结了某些政府部门来香港套骗资金的。接手玫瑰园清理财务时，他发现了一笔高达800万元的交际费。而当时一个县长的月薪不过是330元。此间邓智仁还带来一名港商，欲在内地投资搞开发，可土地方开口就要一部汽车，说是跑手续用。“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能不败吗？”邓智仁深感无奈。

去国土局申请土地使用证的时候，由于久批不下，已经没有了耐性的邓智仁跑到那里冲他们局长拍桌子：“你三天之内不给我，我们法庭上见！”那个时候还没有民告官的先例，不过三天后，土地使用证还是下达了。

邓智仁说：“我从没睡不着觉的时候，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言下之意，别人未必比他睡得好。

整整一年，邓智仁这个房产代理的奇才，一面在北京替他人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楼价新高，一面默默地品尝自己投资失败的苦果。为了玫瑰园，邓智仁耗尽了利达行的老本，结果买来了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而此时，邓智仁苦心造就的香港利达行却因无人经营，债台高筑，被债务人香港至祥公司兼并，邓智仁遭遇到第一次重大打击。

二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邓智仁和玫瑰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个人枯坐在房间里，邓智仁都不敢开灯。香港利达行，自己苦心孤诣，用了12年时间缔造的香港房产代理第一品牌就这样毁于一旦了。邓智仁有时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到这个并不熟悉的环境来，为什么又要一错再错。

他在自己的论坛上写道：“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在半小时节目内，描述我是一个骗子，跑了。然后将‘山西梁’（梁泽生）描述为白武士，到来挽救玫瑰园。但过了三个月，我重来北京再创业，这山西梁被公安抓了。……我认为做人最重要是尽力而为则问心无愧。成功与失败不是人生能掌握的。”

人生无常，这是邓智仁悟出的道理。从“山西梁”的严重经济问题，到“山东梁” (梁希森) 封存别墅，巧取房产证销售，邓智仁渐渐走到了支撑的极限。经法院认定，玫瑰园的债主共105个，债务总额达10亿元之巨，而其评估价仅为5.99亿元，严重资不抵债。

1997年3月，邓智仁带着简单的行李，黯然离京，归隐广州。邓智仁从未休过一天病假，而当他决定给自己“放假”休整一段的时候，他却真的病了，病得三天人事不醒。病好以后，邓智仁终于做出了一生中最难以做出的选择，与其勉力维持，不如丢下包袱，轻装上阵。两个月后，邓智仁把他的北京利达行及玫瑰园别墅以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了香港金时有限公司老板陆苍。事实证明，陆苍也无力回天。玫瑰园最终走上了破产清算的道路。

邓智仁说：“公司不过是一个人的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是为了表达你对事业的理解，当衣服不合适了，不能表达你自己了，换掉就是。”脱掉了玫瑰园这件“破衣服”，邓智仁重新焕发了活力。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邓智仁走马灯一样换着自己的头衔：万博苑的总顾问、中银建置业有限公司总顾问、中国第一商城总顾问……当然最轰动的还是1998年6月，邓智仁作为香港至祥的首席代表，出资2000万元入股潘石屹的中鸿天，一起造就了中国地产的“现代城神话”，并演出了英雄反目的悲喜剧。

一个香港人，却阴错阳差地在北京奋斗了10年，邓智仁走得很辛苦，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屈从，所以造就了很多的敌人。很多人羡慕他的能量，却惧怕他的为人。

据说邓智仁从来都不会亲自把客人送出大门一步。华普国际大厦的一位老总来找他谈合作的事，可那会儿邓智仁正在开会，硬是让这位老总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这位老总生气地说：“你怎么这种态度啊，我可是来给你生意做的呀！”邓智仁回答：“我没有让你一定要在这里等我，你完全可以走啊！”

多年来，邓智仁一直是这个脾气。他从小受的是英式教育，对英式的管理理念和商业信用甚为推崇。

其实，邓智仁是个很直的人，直得你很容易一眼把他望到底。所以很难想像他是某些媒体形容的“骗子”。如果说有人觉得被他骗了，那这人往往是被自己、或者说被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骗了。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邓智仁做第一商城总顾问的时候，一天下班，碰见一个朋友抱着一堆钱来付首期款。他抓着邓智仁问，“这个楼盘到底好不好啊？” 邓智仁把他带到房间，“坦白来讲，我肯定不买，因为交楼可能有问题。”于是朋友就放弃了购买。回家的路上，邓智仁忍不住抽自己的嘴巴，像自己这样的人哪里适合卖楼啊，自己损失了一万美元的佣金倒算了，底下的员工辛辛苦苦卖楼，自己却在拆墙角，实在对不起手下。但是不这样说，他又觉得对不起朋友。没有想到第二天，朋友打电话来：“我还是买了。”原来朋友回家，和老婆一分析，觉得邓智仁不让自己买，肯定是和开发商有矛盾，所以还是买了。后来交楼果然出了问题，让双方都哭笑不得。

邓智仁说，自己是一个太有良心的人了。话语间不无凄凉。

有人说，邓智仁是北京楼市的一个另类，他之另类不同于潘石屹式在产品及营销策略的另类，也不同杨海华的跳跃式思维及推广方式甚至外在表征上的另类。他是一种难以长期见容于一个群体的另类，是其特立独行唯我独尊的另类，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另类。

三

邓智仁出任现代城总顾问时，曾经有人称他是“重出江湖”，但他没有承认。2000年8月8日，北京环宇信达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总裁邓智仁说，这才是他真正的重出江湖。

邓智仁说：“我不怕失败，我还要告诉年轻人，失败后如何再创业。我在公司年纪最大，但不算最老，之所以再愿意经营一个新公司，就是想证明给人们看，一个人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

信达行的成立原因有点意思，当时中国银行业坏帐高达18000亿，光一个建设银行就是4000亿，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建行的坏帐。一个叫徐大清的人说他可以拿到其中的业务，于是说服邓智仁成立了这个信达行，邓智仁当年在香港做的利达行投资公司是全港最大外汇交易商之一，做金融也不陌生，就在信达公司的楼上租了门面准备开干。结果公司开起来了，那个徐大清却根本拿不到什么业务。

有趣的是，几乎每周都有几拨开发商到邓智仁的新公司来登门拜访，希望能接下自己的项目。开发商们都是冲着“邓智仁”这个名字去的：谁让他留下那么多的传奇故事，创下那么多高不可攀的纪录呢？结果这个信达行还没正式开业，仅在筹备时的一个月之内，就接满了两年的活儿，最后还是成了房地产的代理商。

在心里，邓智仁重新找回了利达行的感觉，然而生意却并不是那么好做的。

京华豪园的老板是邓智仁的朋友，在一期工程的时候，他曾经找过邓智仁，但被拒绝了。信达行成立时刚好他的二期开工，于是又来找邓智仁，签了个全程顾问协议。邓智仁说：“你第一期房价平均是11800元每平方米，二期的价格如果在12000元以内，我收你2％的佣金，如果超过了12000元，我们五五开账，广告费我出。”结果邓智仁才开始宣传，房价就飚升到了15000元每平方米！朋友一算账，要给邓智仁1900万，马上单方面终止了代理合同。

连朋友都这样，其他的生意可想而知。代理行业最主要的收入就是销售提成，但是中国房地产业界的商业信用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很多项目不是拖欠，就是毁约。到了2003年，2月到5月期间，整整4个月，信达行没有到账一分钱，而光是养活信达行的高薪专家，每个月的费用支出都高达100多万，邓智仁再次陷入危机。

邓智仁多次在公众场合批评北京房地产开发商的低水平，说他们是玩空手道的“专家”：很多开发商仅有一、二千万就开始造楼了。在广东，这个数字是2亿；在香港，会上升到10亿。投资少，自然对中介机构的区区几百万佣金也觉得巨大无比，自己的信达行收不到钱也在情理之中。

这个时候，上海的庄胜集团找上门来，想收购信达行，但邓智仁拒绝了，“我不想害了他们。”有了玫瑰园的先例，邓智仁明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无论谁来经营，风险都是很高的。这时候恰逢非典爆发，公司陷于停顿，于是邓智仁果断地再次“壮士断臂”，关门大吉。

三度落败，离开北京的邓智仁倒显得轻松了许多，甚至可以用悠闲来形容。谢绝了大学的高薪聘请，辞去了顾问的悠闲工作，如今他悄无声息地待在成都。他并不希望更多人知道自己即将进行的项目。毕竟，对他而言，东山再起也许是比一败涂地更简单的一件事情。

而没有了邓智仁的地产界，真的会寂寞许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