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峰，华纳唱片公司前中国区总裁，2005年1月17日宣布离职，正式离职日期为3月31日。华纳唱片公司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此表示大惊失色，但他的离开并非一个完全的意外，就在离职声明发布的前一个周末，许晓峰在他的母校北京大学淡然对《时代人物周报》说：“我今年会离开华纳。”

他的理由简单到令人吃惊：“有些规则让我觉得不能认同，我不愿意去跟它争吵，但是我可以离开。”

许晓峰在他的离职公开信中说，“愿华纳唱片飞得更高！ 愿中国原创音乐飞得更高！若能如此，我愿永远做一根助飞的羽毛。”

继2004年初宋柯离开华纳唱片转投太合传媒为这一年的娱乐业风起云涌揭幕之后，2005年初，仿佛一种默契，一切又从华纳，这个中国唱片业的领军角色之处开始。

华纳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又一个远行的背影。

见到许晓峰之前，听人说他和业内的很多人不一样。

他穿一件明黄的棉夹克，剃个光头，带着个耳环，一副文艺中年的模样，但是此人的谦和礼貌和言谈举止几乎让人认为自己在和一个低调的大学老师青梅煮酒。

北大的阳光很好，学生们吃完午饭在校园里散步，许晓峰夹着一个包，低着头匆匆而过——他和这里很谐调，也许就因为这样，他离开华纳之后的“下家”正是自己的母校，18年之后，许晓峰终于回到了这片他熟悉的校园，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负责人，潜心治学。

“我要离开华纳去专心写作。”许晓峰特严肃地说。

这哪像一个国际唱片公司中国区总裁说的话？

文艺中年的幸福人生

“人到了一个阶段就得换一种思路。”许晓峰十分理论化地阐述他为什么非要离开华纳，平日里他也坚持要经常换一下“思路”。1月初他在北大参加第二届中国文化产业高层新年论坛，他不是发言嘉宾，只是临时被拉来充当其中一场演讲的主持人。大约是经常出席这种活动，学者专家和各家传媒公司的高层来得有点七零八落，来去匆匆，只有许晓峰，坐在第一排，仰着头特认真地听每个人发言，两天会议，全部出席。

他甚至利用“职务之便”，在主持讨论时很严肃地说：“我希望主办方下一次能够给各位嘉宾多留点发表意见的时间。”他是真较真儿地把它当回事儿了。

“我觉得不管有多忙，人一年总需要找那么几个周末，专心去听听别人怎么说。”漂亮话谁都会讲，但是能有一副认认真真的态度付诸行动的，委实难得。

回到北大其实已经3年了。这3年他在北大讲课，过得有滋有味，这样屈指一算，原来从到华纳的第三个年头起，他就开始寻找自己真正的心灵归宿。

说起心灵，也许人在北大时唱过的那些歌，才代表着他最初朦胧的追寻。

曾经有个叫“流行色”的小乐队，在80年代的北大校园里留下自己的声音，它的发起者就是许晓峰。那时候他们唱刘文正、罗大佑、齐秦、崔健，唱bod dylon、paul simon、lionel richie、rolling stones，跟他一起唱过这些歌的陈戈，后来当了普涞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们那一拨儿人，是完全被音乐领着入了这一行的人。

“上学的时候唱歌是为了好玩儿嘛，就因为这些过往记忆，我后来一直想做文化。”虽然说“做一出话剧带来的满足感远比我推广十个艺人还大”，但是许晓峰还是一个幸福的“文艺中年”，也只有做着自己喜欢的事的人，才能说出“人生的苦恼当然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它们不值一提。”

老哥们儿陈戈说，他一直就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感动的人。

容易被生活感动的人，也就特懂得享受那些生活的小快乐。后来这个顶着“总裁”名号的许晓峰，还是脱不了那种有点儿天真的学生气质。除了那些“人生的苦恼”之外，他最享受的事儿就是写字儿、做饭和踢球——你在大学校园里随便捉住一个跟女朋友一起蹦蹦跳跳着的小男生，他恐怕也会给你相同的答案。

“我会做好多菜呢，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发明的呢。”许晓峰对自己的厨艺相当得意，周末他总是叫上一帮朋友到自己家里去，围上围裙给他们做上一桌“许家菜”，据说相当受好评，然后就出去踢球，右后卫许晓峰的技术在华纳足球队里也颇有名气，从高中开始，他每周不在绿荫场上跑跑就脚底发痒。晚上一个人点着灯，写点杂文散文或者文化分析什么的，原来总裁许晓峰的工余生活跟许晓峰同学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所以，当唱歌的许晓峰同学毕业后迅速地辞掉了他的铁饭碗时，似乎就完全不令人意外，这是他会做的事情——他的人生轨迹，深深打着made by mr.xu的商标。

狂妄分子堂·吉珂德

堂·吉珂德是陈戈给他起的外号，这厮似乎有点儿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蛮劲儿，不过多年实践证明，这位堂·吉珂德想干的事儿，还没怎么让他撞过墙。

毕业时一句“要当华纳总裁”的狂言成了真，把大伙儿给震了。当了总裁以后，许晓峰又开始念念叨叨：“我做够5年，就不干了。”谁也没把这话当真——放着这么个耀眼的前途光明的差事不做，傻瓜才相信。就在他的华纳生涯进入第五个年头时，他忽然一本正经地提醒似地对《时代人物周报》说：“今年可是我的第五年了。”未几日，许晓峰宣布辞职，又把大伙儿给震了。

多年来他似乎特别以此为乐。

从北大英语系毕业之后，想当华纳总裁的许晓峰被一纸派遣令“发配”到了大亚湾核电站当翻译，这似乎与他当时的人生理想落差过大，本来想顺着父母心意当一个乖孩子的许晓峰终于还是斗不过自己日益上升的心气儿，转过年就辞了这份安安稳稳的工作，跑回了承载着他太多青春梦想的北京。

这一“漂”，许晓峰就漂向了他的梦。

他是一个有点执着劲头的人，但决不会直眉瞪眼一头奔南墙而去。回到北京，他组织小型演出、自己排戏、给华纳的中国代理“打下手”、开小娱乐公司做版权代理，过着特别典型的北漂生活，也算是一个幸福的小商人了。

不过好景不长，1997年，随着五大唱片公司进入中国，许晓峰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于是他开了家小酒吧，继续幸福地猫着，混在北京，写作唱歌，不亦乐乎。

但是像他这么一个人总是不甘寂寞的，猫了两年，他没闲着，做了大量的行业分析，两年之后，他觉得自己差不多猫够了。

于是许晓峰决定出手了。

1999年是对他特别重要的一个年份，那年许晓峰重新找回了大学毕业时的那股猛劲儿。他带着自己在这一行摸爬滚打十年的成绩和资历以及厚厚的调查报告，敲开了梦想的大门——他自己跑到华纳(香港)有限公司，跟他们说，我就是你们需要的人。一个有点堂·吉珂德气质的人是很容易把别人“震”住的，于是他成了华纳(香港)有限公司的正式雇员，如鱼得水，一年之后，他说服华纳进军内地，创办华纳中国，实现了他的毕业狂言。

再后来别说开酒吧，他连泡酒吧的时间都没了。

所以这个永远不知足的人的下一个“家庭梦想”迅速出现了。

看不惯就躲

2004年，许晓峰干了一件特别不合适他身份的事情。

2004年mtv年度音乐盛典因为最佳男歌手孙楠的缺席，拒绝给他颁奖，并称该年度最佳男歌手奖空缺，事后，许晓峰言辞非常犀利地称此举是“对内地歌坛的侮辱”，并且宣布华纳唱片今后都不再参加音乐盛典。

“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15年了，看到内地原创乐坛虽然经历起伏，现在的市场环境依然不好，但是音乐人凭着对音乐的热爱，依然坚持、努力在推动原创音乐。mtv作为音乐人心中的一个品牌，居然不肯给内地乐坛一点鼓励。最终却是空缺，好像去年没有任何男歌手发唱片。”许晓峰对这个结果的评价是：可笑。

“当时当然也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在里面。”时过境迁，现在许晓峰已经能非常心平气和地谈论这件事。“每个行业都有它的游戏规则，不管你认可不认可，它就是那么存在着。但是现在我是这么想：我看不惯的事，再不会跟它吵了，大不了我不理它就是。”他很平静地对《时代人物周报》说，至于华纳是不是真的不会参加2005年的音乐盛典，他十分“奸诈”地一笑，说：“这话是我个人说的，不过到时候谁知道我还在不在华纳呢？”

也许，许晓峰当时的“失言”，已经是出自他一番精打细算之后了。

沸沸扬扬的五年喧闹之后，他找到了新的人生理想：闲云野鹤。“四处走走看看，交些朋友，闲闲散散，远离是非，大约那样才是适合我的生活，我每隔几年，就会想要那样的生活状态。”

蛰伏酒吧之后，第二次蛰伏，他选择大学。

于是2005伊始，许晓峰，闪了。

华纳制造歌星“复制”经理

再这么下去，华纳唱片就快成中国唱片的黄埔军校了。

先是宋柯，后是许晓峰，两大唱片界红人两年内相继离职，华纳已经连着两个春节没过痛快了。在这种压力下，新上任的黄小茂日子也不太好过。许晓峰对《时代人物周报》说，他把公司的主要业务转交黄小茂处理已经有一段时间，谈话间，他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他对对方说：“你找黄小茂，现在的日常经营都由他负责。” “遗留”下五六张待推的唱片和一堆新人计划，许晓峰潇洒拂袖而去，黄小茂坦言现在“压力很大”，但这位继任者也表示“不认为这会对艺人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华纳今后的前景，许晓峰泰然处之，大不了像去年宋柯离职一样造成一段时间的媒体话题，吵吵嚷嚷过后，就会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5年来，我已经把华纳的经营模式建立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机制，它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坍塌，包括我的离开。”

如今的唱片公司，正在超脱初期的“个人英雄”时代，向着更加系统化的公司模式发展。

这就像孩子长大了，就要离开父母，自己去奋斗了。

华纳创造乐坛经营模式

华纳唱片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华纳中国公司可以说是许晓峰一手打造起来的，创办之初许晓峰希望将其打造成为中国原创音乐的一面大旗，他表示，自己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而当年的职业理想也随之成为一个里程碑。许晓峰创造了如今的华纳，而华纳创造了今天的乐坛经营新模式。

“华纳是一个在经营方式上创新性很强的公司，我们比较早地开始尝试把演员经纪和唱片相结合，把自己的艺人、唱片经营和企业品牌三者进行共建。每一首歌，每一张唱片，每一个艺人我们都把它当作一个独立品牌去操作，而这一个个品牌汇聚起来，才成为华纳这样一个大品牌，这个品牌建设的方向顺序是现在唱片业良性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许晓峰说，华纳唱片是国内第一家将音乐品牌依托其他商业品牌进行品牌共建的唱片公司，“我们和搜狐、ibm、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十几个国际品牌进行过合作，通过艺人和这些知名公司的合作让我们艺人的品牌价值得到增值。”

现在，这已经成为唱片业内公用的模式了。相比这些国际化的大型唱片公司，“混乱的市场秩序使得本土企业只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品牌概念，本土音像出版单位资产规模最大的不到20亿元人民币，而国际上每一家大公司的资产规模都在几十亿美元之上。”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叶朗教授如是说。

许晓峰将坐在墙根看华纳

虽然国内新起的本土唱片公司层出不穷，但在国际五大唱片公司眼里他们还只是一些“游击队”，“目前的冲击暂时对我们不会有影响，这一行的空间还很大。”许晓峰说。

叶朗分析，目前全球音像市场的消费总量在380亿美元左右，然而在这其中美国占了61%、欧洲占了25.3%、亚洲只有8.6%，中国在其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更是连1%都不到。除了正常的市场成长空间之外，影响中国音像市场发展的最大问题自然就是版权问题。

“现在不管民营国有国内国际，整个唱片界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所有这些公司加起来才占有现在国内音像市场5%的份额，最多也不会超过10%，所以我们最急需解决的是怎么去拿回那90%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之间先去互相掐。”许晓峰的话颇有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悲壮意味。

“这是一个以整个音乐界为集体，一致对外的时代。”

华纳在近年的版权纠纷诉讼问题上，一直颇为引人注目，1月13日，华纳刚刚打赢了一场和杭州酷比龙文化娱乐公司的官司，状告他们以营利为目的公开放映华纳的两首mtv，旷日持久的官司打下来，虽然只讨回了2万块钱赔偿金，但官司赢了无疑成为华纳和唱片界的最大收获，而他们对钱柜ktv的版权诉讼，也于2004年12月再次开庭。像这样的侵权案件在国内可以说“太正常”了，真正能有耐心去一家家打官司的，却极少。靠唱片公司的力量去“讨公道”，不经济，也不现实。

“反盗版的事业不是唱片公司的事业，我们只是受害者。”许晓峰提起此事也颇为头痛，“一家唱片公司是没有办法的，这本不是我们应做的事情，唱片公司能抓到的都是小规模的东西，取证很困难，我们没有这种精力和能力。”

刑法的新变化使得法律对盗版商得以处三年有期徒刑，“我只能说唱片在2005年应该会好一点。”

而自认为绝对不会离开文化业的许晓峰在2005年，得以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