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个年代，郝舫都享受过众星捧月般的辉煌。

80年代中期，在诗歌占据社会王座的日子，他在武汉测绘大学教哲学。台上的他口沫横飞，批判琼瑶、宣讲西方文化，台下的听众如痴如醉。

90年代末期，赶上网络热潮，他成了mtv中国网站总监。在中国大饭店的网站发布会上，他一出场，下面掌声雷动。台下的年轻记者都是看着他的《伤花怒放》、《灿烂涅槃》长大的。

今天的郝舫似乎已经远离大众，他在星空卫视做高级经理。但在虚拟空间，在网络游戏“魔兽世界”里，他扛着大斧子走来走去，招来小孩们羡慕的眼光。

如此风光，也许这要归因于他的先知先觉。从哲学到摇滚，从另类书店到启示录文化，从互联网到网络游戏，他总是比别人抢先一步占据大众文化的潮头浪尖。

寻找出口

历史往往反过来左右关于历史的叙述。关于郝舫，绕不开摇滚。

“很多作家、搞音乐的、搞电影的，都有这样的经历：突然，某一瞬间，很偶然地被什么作品击中。觉得这个太牛了，得去探索它是什么玩意儿。”

给郝舫带来电击的是电影《现代启示录》。80年代中期，他在录像厅第一次看到这部片子。“那时候音响很差，但音乐的确震撼。美军直升机攻击时用的是瓦格纳的《女武神》。在我看来，老瓦那气势磅礴的音乐已经是古典的大成了，可是‘大门’的音乐一出现，把古典音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击得粉碎。”

“大门”乐队的灵魂吉姆·莫里森，摇滚乐的最高境界，竟然成了郝舫的入门第一课。难怪日后他对中国摇滚甚少评论。“beatles的歌我都觉得老土，中国摇滚就更别说了。这是感情问题，没法改变。”

等到郝舫提笔书写摇滚文化，已是1993年。90年代初，摇滚乐资源少得可怜，更别提有关的书籍了。于是，郝舫苦心孤诣写成的《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成了中国摇滚乐的圣经、必读书和敲门砖，甚至被《城市画报》列为“70年代人的必读书”。“伤花”、“被缚”、“抗争”成了吸引一代离经叛道的年轻人竞相购阅的主要因素。

不过，在作者心中，《伤花怒放》其实有着别样的写作初衷。在书的每一章，大多是先讲摇滚史，后有大段哲学阐述。饥渴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摇滚乐手的逸闻佚事，但在郝舫，他却试图以摇滚的抗争历史，了结自己对理想时代的回顾与困惑。

从1980年上大学一直到1990年研究生毕业，整个八十年代他全部在学校里度过。“我想追问的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繁盛的、精神追求的运动，为什么以悲剧收场。”《伤花怒放》仿佛憋了一口气，它为郝舫90年代初的苦闷思考提供了一个出口。

精神导师

在一次访谈中，郝舫认为，“写作无非两种，一种是想自我表达，一种是想跟别人交流，我呢，作为第三种，我是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可以走另一条路，也可以不把所有的钱花在这些塑料片上。”

1992年，郝舫曾写过一个小册子《将你的灵魂接到我的线路上——大众文化中的流行音乐》，在书中他预言了涅槃乐队主唱柯特·科本的自杀。科本也成了他的第三部书的主角，《灿烂涅槃——柯特·科本的一生》。

“这书着力太多，太费脑筋。但我敢说，即便你把美国人写的关于涅槃的书都拿来，我的书依然无法取代。我的出发点是他的作品，从作品里挖掘东西。”

“你从没接触过他的生活环境，怎么可能比美国人写得好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以赛亚·伯林的原因了。看过他写的传记，你会觉得其他人写的同类传记都很傻。伯林从没接触过这些传主，这些都是死了50年的人。他为什么写得那么有激情？因为他占有资料特强。他有精力、热情去占有资料，而且他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同一个事实。在他笔下，事实变成另一种逻辑、另一种历史。我觉得，不管是学者、作家，还是记者，做到这一步，就没有人敢和你叫板了。”

以赛亚·伯林曾让郝舫精神沸腾。“当时报社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四中。有天我精神痛苦，睡不着觉，就给精神导师写封信。是那种半透明红色横格的信纸，我现在还记得。信的大致内容是，我可找到指路明灯了；雄心壮志的，要把你的书翻成中文。其实，他在音乐方面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他觉得只有他才是哲学，福柯那根本不是哲学。我现在已经不那么崇拜他了。”

在全社会都为商业和金钱而疯狂时，郝舫却偏要和社会主流较劲。1996年他放弃《中国教育报》的稳定工作，辞职开了书店。旁人都以为他疯了。

“他们说《伤花怒放》能卖3000本就不错了。我说，真卖不动？那我自己卖。我走火入魔，就想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他把 “舫”字拆开，取名“方舟书店”。书店经营惨淡，“我喜欢的书一个书架都装不满，其他烂书我又不屑于摆上去。”不过书架上放的《麦田守望者》、村上春树的小说，几年后都成了臭大街的畅销书。“我没有做生意的天才，但我有观察潮流的天才。”

在金钱上亏本的郝舫，却在另一面获得长期收益。特立独行的“方舟书店”成了北京先锋青年的精神家园，很多文艺青年回忆往事时都会提到这个书店。日后郝舫掏出名片时，很多人都会抬起眼睛，“哦，你就是开方舟书店的那位？”

商业社会

90年代末，郝舫开始赶上好生活。互联网来了，他成了第一代网民。“当时只有中科院和清华有网络。我那时开始写《灿烂涅槃》。yahoo，google都没有，在altavista上一敲，涅槃乐队有400多个网址。把我乐坏了。”

互联网特别适合他的工作习惯。在图书馆，他善于在文献引用中跟踪思想的脉络，在超链接中更是如鱼得水。

凭借无与伦比的音乐视野，郝舫成了mtv中国网站的艺术总监。“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互联网的工作经历是最有趣的。每天像吃了鸦片似的，生活在很夸张的气氛里。天天在聊天室里泡着就算工作，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事儿！后来我说internet不垮，天理难容。每天花钱不挣钱，怎么可能？”

经济上的宽裕逐渐改变了他的写作态度。“现在写书是副业，文章也写得很少。我回到最初了，写作是享受。有话要说，想写才写。为了一顿饭东奔西跑的年纪，我已经过了。写作变成极其业余、很纯粹的事情。图个好玩，有快感就干。非要靠爱好赚钱，那真不舒服。”

尽管写作成了副业，但大学时养成的文化恶习依然未变。每到一个陌生城市，即便是拉斯维加斯，他也会查黄页、找书店和唱片店。他对生活的奢侈化要求也只限于一堆数字设备、高级音响，还有书和碟。房子的装修布局是老婆一手操办的，他所拥有的是三排大书架，一排书，一排cd，一排dvd、游戏软件和录影带。

最近几年，郝舫的作品包括《比零还少——探访欧美先锋音乐的异端禁地》，目的是让人知道摇滚乐原来如此多姿多彩，不光是泄愤的手段；《上车走人》译自亨利·罗林斯的传记《与“黑旗”在路上》，罗林斯是硬核朋克乐队“黑旗”的主唱。据说这本书是让不愿意吃苦的中国摇滚人看的。今年他与人合译了《请宰了我——一部叛逆文化的口述史》。

郝舫认为，这几十年来，最富创意的潮流，都是被商业消灭的，政治的迫害反而很少。90年代非主流音乐就是因为被商业过度开发，来得快去得快。“它们被富于野心的市场、资本主义、资本家征服了。在战斗过程中，为什么文化批评、学者、酷的创造者和拥护者拿不出一套办法来对付征服呢？你没有武器嘛。现在摇滚乐在中国不用像以前那么地下了，最大的敌人不是来自意识形态，而是市场化体制。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学会怎么利用它，然后反抗它。”

但批评他今日文字的人也很多。有人写道，“你这两年的乐评呈现出一种极其病态的趣味，一味追求艰涩的文字，如果剥去一切的浮华和欲盖弥彰的无能，郝舫之于中国乐迷只是一个空享其名的卖字人。”

也有人为他辩护，“郝舫的方向注定在高处，虽不胜寒，但依旧沉浸于自己的乐趣之中，这是一般人所无法体会的，那种无法自拔的沉溺是用苦心孤诣和形影相吊等价交换而来的。”

末世情结

好多人以为郝舫就是一个对哲学、摇滚乐感兴趣的人，但他却说，“摇滚乐只是我感兴趣的很小的一部分。”现在他更喜欢的是——启示录文化。

“启示录其实是西方人对一类文化的统称：人类已经堕落到一个阶段，这个场景和《圣经》启示录描述的景象差不多了。从反面来讲，人类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很多人认为，恰恰是在这些最阴暗的地方，而不是前途一片光明。比如，很多侦探片有连环杀手，这不是犯罪现象，是文化现象。很多人从连环杀手看到人类未来可能发生的症状,在美国就有很多做学问的人在研究这个现象。每个时代总有一个特别的精神病。这个精神病是社会造成的，是下一步社会变动的集中表现。”

“邪恶有时候就是有趣的代名词。文化取向上，我不太喜欢光明正大的东西。我喜欢研究因为受压抑变得很邪恶，或者本身就很邪恶的东西。”

郝舫自称绝对的科幻迷，具有cyberpunk小说的专家级水平。他还提到《黑客帝国》、《攻壳机动队》、《银翼杀手》以及其他我们闻所未闻的作品和作者。

“那些想象中的城市应该是阴森的，湿漉漉的，每一步不可预知，同时它又是物质极度辉煌的。人们就像在一座迷宫里一样彷徨着，颓废着；但又可以过自己需要的生活，他出于无奈去做着不想做的事情，而且做得很了不起……”

他手头同时在操作的有几本书。比如吉姆·莫里森的传记；比如《酷回忆》和《艳回忆》，从个人角度谈谈这个世界上最酷的人和最艳的女人。

谁也无法预料他的轨迹，没准什么时候他会写出一本让都市人共鸣的小说，因为他觉得能够反映中国城市荒谬感的书几乎空白。

“我喜欢看不同的说法，喜欢新鲜的东西。这个对我一辈子的审美倾向、观察倾向，有决定意义。”